我们讲所谓的技术进步，并不是说要一步登天，把这些普通劳动力都驱逐了，解雇了，不是这样。
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其中，德国和英国分别为1.l%和1.5%，美国和日本分别为3%和4.2%。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 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主要是企业储蓄上升的结果。而这些国家的企业营业盈余介于20%～25%之间，比我国31.3%的水平低6～11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支出保持相对稳定，而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大幅增加了4个和10.7个百分点。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没有钱可花。
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如果2008年中国地价均价是2780元/平米，则到2030年就是2•7万元/平米，这个城市土地均价乘上全国城市面积，就是到2030年中国的地价总值，是1445万亿元。
打击炒房人投机行为也的确会由于对商品房的需求减少而压抑房价势头，甚至会迫使房价下降，但是必须看到，即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炒房人仍不是购房人的主体，例如，最近有关北京炒房比例的调查说明，在北京房地产市场上投机购房的比例刚超过20％。按照这样的分析，未来20年中国的GDP平减指数可以考虑为年均4•5％，这应该是一个偏于保守的预测。如果到2030年中国还将新增近8亿城市居民，加上目前还没有买过房的城市居民，未来20年内没有买过房的城市居民就会占到全部城市居民的85％以上。2010年5月28日 进入 王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房地产 。
关于未来20年内中国非农土地的可供量目前还有很多争论，中国政府早就提出了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碰的原则，但很多人并不同意，认为可以通过进口和提高耕地的产出率来释放出更多耕地。价格是分配资源的机制，稀缺产品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就会下降。
政府所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应以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为目标。由此看，是因为在有限土地上连续的经济增长引起了地价上涨，所以单位土地产出率的增长率，就应当是地价增长率的指数。但是如果未来20年中国的非农土地供给只有2000多万亩，每年也就100多万亩，分配到中国的几百个大城市，每个城市每年也就数千亩，即使把它们全拿出来盖商品房也嫌不多，其中的大部分还要用到工、商、医疗、文教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去，能分配给房地产业的还能有多少呢？所以即便打击捂地行为在短期内的确可以增加一些土地供给，长期内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土地短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捂地造成的，所以即使没有了捂地行为，房价还是会长期上涨。每一个人都不是生来就有钱，随着个人事业发展经济条件也会发生变化，收入增加了住房条件就可以不断改善，或者是从租房到买房，或者是买更好的房子。
当代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仙昆在其《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曾对二战后39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过定量研究。从我国具体情况看，200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为2.24万平方公里，当年现价GDP为9.92万亿元，单位城市面积GDP产出率为4.42万亿元/万平方公里，到2008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到3.63万平方公里，当年现价GDP为30.1万亿元，单位城市面积GDP产出率为8.29万亿元/万平方公里，这8年平均的城市土地产出率为8.2％，而同期全国商品房价年均增长率为7.6％，两者十分接近，由此说明了土地产出率与地价上涨率的一致性。宏观调控不是万能的，既不能通过宏观调控增加土地供给，也不能通过宏观调控减少人口，由于总供需的长期关系不可能通过宏观调控而改变，所以两次宏观调控都无一例外地把压抑房价上涨当作了主要目标。所以廉租屋与公租屋制度也是给事业刚刚起步的年青人提供一个事业发展的基础，而不要让他们永远居住在唐家岭这样的地方。
当然我们还可以指望农业科技突破和到海外开拓新的农地，但这些都并非易事，在没有确实取得中国所需粮食资源的时候，还是不要只根据某些不确定的可能就放弃18亿亩的红线。来自农业方面的土地需求是为了维持温饱生存，来自非农业方面的需求则是为了发展工业和建筑城市，是人类在解决温饱需求后为追求更高层次生活享受所创造的物质条件。
目前还没有全国城市地价总值的统计数据，我最近看到汇丰银行的一个研究报告，其中估计2008年中国的地价总值是10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按2008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3•63万平方公里计算，中国城市当年每平方米的平均地价就是2780元。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使用的GDP数据是全国数据而非全国城市数据，主要原因是数据获得困难。
起始于2003年的上一轮经济繁荣期，在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基础产业瓶颈，例如钢材价格在2003年上半年从每吨不到2千元猛涨到接近5千元，由此引起社会资金向钢铁领域大量涌流，出现了新的大炼钢铁热，到2004年一季度，钢铁投资猛增了174％，并且持续了两年左右，到2007年就出现了钢铁行业的全面过剩情况，其他如有色、电力等前期严重短线的部门，也相继在2007年后转入过剩。据有关统计，香港居民平均一生要更换七次住房，就是随经济条件的改善而不断改善住房条件。如果说政府在房地产领域应该有所作为，要弥补市场缺陷，就是要把占城市人口一半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供给，纳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范围内。房地产调控的目的是为了让全体居民都能买得起房，但是城市土地的稀缺性却导致了房价的强势上涨，目前北京四环以里的房价平均已高达3•3万元/平米，有分析说本轮房地产调控可能使北京房价下降30％，然而即使下降了60％，降到每平米1•3万元，一套80平米的两居室住宅仍要超过100万元，仍是目前北京城市居民家庭年均收入的12倍以上，还是大大超过了国际上一般认为是合理的1：6的收入与房价比例，更不用说实施房地产新政以来，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大多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继续上涨了。这说明，战略与政策并不是可以由人们自由选择的，而是被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条件决定的。但是，2001～2008年中国城市居民中有60％的中、低收入居民的年均收入增长率却只有5.5％，其中最低收入的10％的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只有5.2％。
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房地产业从始至终都是经济增长中的支柱产业，而且是国民最重要的财产形式。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是人人都买得起房，而是有将近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居民是住在政府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性住房里。
炒房人不是购房者的多数，已购买过商品房的人也不是城市居民的主体，所以城市居民家庭的主体部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买过房，这也是居民对房价过高会普遍不满的原因。房地产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财富形态中，一般都会占到2/3以上的比重，所以鼓励居民买房和鼓励居民用房产形式进行财富积累，是任何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必要的经济政策。
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如果某种商品存在严重供求不平衡，政府通过行政的与经济的手段干预价格形成，不仅不会改善供求状况，反而会使供求关系变动更紊乱、更紧张。由此而言，中国政府两次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失利，就是因为没有从中国人多地少这个基本国情出发。
显然，购房需求主要不是来自于炒房者的投资机行为，而是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而形成的正常需求，因此，通过打击投机性购房来压抑房价，即便有效也难持久，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房价过高的难题。日本东京银座的地价，即使在地产泡沫破灭后的今天仍高达30万美元/平米，折合人民币超过了200万元。三、两次房地产宏观调控失利的检视 在本文开始时已经说到，2005、2010年的两次房地产宏观调控之所以会失利，主要原因就是这样的宏观调控没有遵守中国人多地少这个客观规律。其途径无外乎两种，一种是通过提高土地的容积率，在原有厂房与商店面积上生产和销售出更多的产品，比如单层厂房改建成多层厂房。
二、到2030年中国地价总值测算 地价增长率接近单位土地产出率的增长率并非偶然现象，而是验证了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道理，即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累积的需求增长是提升地价的唯一动力。* * * * * *我在2004年在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未来10年中国城市地价涨三倍、大城市核心地段涨五倍这个判断，当时北京四环以里的楼价还只有不到5千元/平米左右，5年后就涨到了3.3万元，涨了6倍还多，说明我当时的判断还是偏于保守的，但是当时此话一出就招来了网上的一片骂声，不单是学者骂，更多地是百姓骂，甚至有人还编了一个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我的这句话也被放了进去，可见人们对楼价的不满，甚至是恐惧。
但是政府出面解决大众对房地产的需求，并不是应该用压抑地产价格的方式。另一种是通过技术升级来提高产品的价格深度，使同等体积与重量的材料可以创造出更高的附加值。
由于目前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效果是，富人因为行政的限制措施不能买房，中低收入者因房价下降幅度有限仍然还是买不起房，因此这样的调控结果必然是使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都不满意，这样的调控政策当然就会失利了。有人说当时的房改政策也提出了廉租屋、租房等与鼓励买房并举的政策，但是并没有提出廉租屋、公租屋应占到一半左右的数量目标，实际上则是走上了全面鼓励购买商品房的道路。
中国目前的确存在着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政府也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和政策，但是中国既然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存在收入差距就是一个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支付的制度成本，因此即使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能够取得成效，也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体制，而是缩小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的收入差距水平就算是达到了目标，比如吉尼系数从目前的超过4•7缩小到4.2～4.5之间。因此，我们计算中国的长期地价增长前景就有了一个依据，即可以把单位土地产出率的增长率，大体上当作地价上涨率来看，这样就给我们推算出到2030年的中国地价找到了一条途径首先，中国银监会对所有银行实施一系列审慎监管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比以及不良贷款比率限制等，还有一系列的放贷规则。中国政府如果不立即解决这一问题，就可能面临自身的严重金融问题。
当前金融体系对不良贷款设定的上限鼓励银行家及地方监管者共同对不良贷款进行瞒报。最明显的是，考虑到央行的最终担保，而风险行为带来的盈利可能极高，银行愿意与帮助其规避烦人规则的腐败的监管者共享战利品。
随着潜在风险未加抑制地增长，出现意外打击会毁掉人们对央行信心的可能性增加。现如今，支配大多数信贷与投资决策的关键事实是，人人都认为中国央行会拯救大大小小的所有金融机构。
这类限制应废弃，同时应提高资本充足率，并对借款人贷款展期或将短期贷款转为长期贷款的资格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从理论上说，这种体系应可防范过度风险的累积，尽管有无尽的道德风险。
